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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找明朝 清朝 四川官员
年羹尧仙桃籍现在职高官员名单，字亮工仙桃籍现在职高官员名单，号双峰，原籍安徽怀远，后改隶汉军镶黄旗（据安徽怀远县年氏宗谱记载，其祖籍安徽怀远火庙北年家庄牛王殿。明末迁安徽怀远西南胡疃寺（今胡疃寺）。清顺治年间又移安徽凤阳年家岗。后又迁居盛京（今沈阳）广宁县，入汉军镶黄旗）。生年不详（一说生于康熙十八年，即1679年）。其父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、湖北巡抚，其兄年希尧亦曾任工部侍郎。他仙桃籍现在职高官员名单的妹妹是胤禛的侧福晋，雍正即位后封为贵妃。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之女。
虽然年羹尧后来建功沙场，以武功著称，但他却是自幼读书，颇有才识。他康熙三十九年（1700年）中进士，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。翰林院号称“玉堂清望之地”，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向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，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，也算是非同凡响了。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年），年羹尧迁内阁学士，不久升任四川巡抚，成为封疆大吏。据清人萧奭所著的《永宪录》记载，这时的年羹尧还不到30岁。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，年羹尧感激涕零，在奏折中表示自己“以一介庸愚，三世受恩”，一定要“竭力图报”。到任之后，年羹尧很快就熟悉了四川通省的大概情形，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。而他自己也带头做出表率，拒收节礼，“甘心淡泊，以绝徇庇”。康熙对他寄于厚望，希望他“始终固守，做一好官”。
后来，年羹尧在击败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，为保障清军的后勤供给，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。康熙五十七年（1718年），授年羹尧为四川总督，兼管巡抚事，统领军政和民事。康熙六十年（1721年），年羹尧进京入觐，康熙御赐弓矢，并升为川陕总督，成为西陲的重臣要员。这年九月，青海郭罗克地方叛乱，在正面进攻的同时，年羹尧又利用当地部落土司之间的矛盾，辅之以“以番攻番”之策，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年）十一月，抚远大将军、贝子胤禵被召回京，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。
到了雍正即位之后，年羹尧更是备受倚重，和隆科多并称雍正的左膀右臂。年羹尧是胤禛的亲娘舅，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，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。雍正元年（1723年）五月，雍正发出上谕：“若有调遣军兵、动用粮饷之处，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、云南督抚提镇等，俱照年羹尧办理。”这样，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，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，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。雍正还告诫云、贵、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。同年十月，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。青海局势顿时大乱，西陲再起战火。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，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。
到了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初，战争的最后阶段到来，年羹尧下令诸将“分道深入，捣其巢穴”。各路兵马遂顶风冒雪、昼夜兼进，迅猛地横扫敌军残部。在这突如其来的猛攻面前，叛军土崩瓦解。罗卜藏丹津仅率200余人仓惶出逃，清军追击至乌兰伯克地方，擒获罗卜藏丹津之母和另一叛军头目吹拉克诺木齐，尽获其人畜部众。罗卜藏丹津本人因为化装成妇人而得逃脱，投奔策妄阿拉布坦。这次战役历时短短15天（从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），大军纵横千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敌营，犁庭扫穴，大获全胜。年羹尧“年大将军”的威名也从此震慑西陲，享誉朝野。
平定青海战事的成功，实在令雍正喜出望外，遂予以年羹尧破格恩赏：在此之前，年羹尧因为平定西藏和平定郭罗克之乱的军功，已经先后受封三等公和二等公。此次又以筹划周详、出奇制胜，晋升为一等公。此外，再赏给一子爵，由其子年斌承袭；其父年遐龄则被封为一等公，外加太傅衔。此时的年羹尧威镇西北，又可参与云南政务，成为雍正在外省的主要心腹大臣。
君臣知遇 千载一时
年羹尧不仅在涉及西部的一切问题上大权独揽，而且还一直奉命直接参与朝政。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，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、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，随时上奏。他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磋商定夺。比如耗羡归公政策的推行，最早在康熙末年就有官员上疏建议，年羹尧也曾提出，但为康熙所斥责而未果。到了雍正上台后，山西巡抚诺岷等人又奏请实行，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纭。在此情况下，雍正特地征询年羹尧的意见：“此事朕不洞彻，难定是非，和你商量。你意如何？”律例馆修订律例，雍正阅后发给年羹尧看，要他提出修改意见。
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冬，年羹尧入京觐见之前，雍正因其要来，就命各省地方大员赴京集会，四川巡抚蔡珽以没有可以会商的事务提出不同看法，雍正又就此向年征询意见。以年的行止来定其他地方督抚的行动，可见雍正把年羹尧的地位置于其他督抚之上，以使其政见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
在有关重要官员的任免和人事安排上，雍正更是频频与询问年羹尧的意见，并给予他很大的权力。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，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。元年四月，雍正命范时捷署理陕西巡抚，不久想要改为实授，把原任巡抚调为兵部侍郎，雍正特和年商讨这项任命。另一次雍正在安排武职官员时“二意不决”，就征询年羹尧的意见，问他如果将陕西官员调往他省升用“你舍得舍不得”，要他“据实情奏来，朕依尔所请敕行”。四川陕西以外官员的使用，雍正也经常征求年的意见。一次河南开归道一职缺出，雍正一时“再想不起个人来”可以任用，就与年羹尧商量其人选。还有一次，雍正听到对京口将军何天培的为人有不同意见，就问年羹尧是否也有所耳闻，并希望他据实上奏，以决定其去留。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，不能担当巡抚重任，雍正遂将赵革职。江西南赣总兵缺出，朝廷拟用宋可进，年羹尧奏称他不能胜任，请以黄起宪补授，雍正便依从了年羹尧的意见。
青海平定之后，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：“尔之真情朕实鉴之，朕亦甚想你，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。”年羹尧进京期间，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、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。雍正还因为他“能宣朕言”，令其“传达旨意，书写上谕”。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。
雍正跟年羹尧的私交也非常好，并且给予特殊的荣宠。雍正认为有年羹尧这样的封疆大吏是自己的幸运，如果有十来个像他这样的人的话，国家就不愁治理不好了。平定青海的叛乱后，雍正极为兴奋，把年视为自己的“恩人”，他也知道这样说有失至尊的体统，但还是情不自禁地说了。
为了把年羹尧的评价传之久远，雍正还要求世世代代都要牢记年羹尧的丰功伟绩，否则便不是他的子孙臣民了：
不但朕心倚眷嘉奖，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。若稍有负心，便非朕之子孙也；稍有异心，便非我朝臣民也。
这简直就是以对年羹尧的态度来判断人们的正确与否。
至此，雍正对年羹尧的宠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年羹尧所受的恩遇之隆，也是古来人臣罕能相匹的。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十月，年羹尧入京觐见，获赐双眼孔雀翎、四团龙补服、黄带、紫辔及金币等非常之物。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均已封爵，十一月，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，赏加一等男世职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。
在生活上，雍正对年羹尧及其家人也是关怀备至。年羹尧的手腕、臂膀有疾及妻子得病，雍正都再三垂询，赐送药品。对年父亲遐龄在京情况，年羹尧之妹年贵妃以及她所生的皇子福惠的身体状况，雍正也时常以手谕告知。至于奇宝珍玩、珍馐美味的赏赐更是时时而至。一次赐给年羹尧荔枝，为保证鲜美，雍正令驿站6天内从京师送到西安，这种赏赐可与唐明皇向杨贵妃送荔枝相比了。
雍正对年羹尧宠信优渥，并希望他们彼此做个千古君臣知遇榜样。他对年说：
朕不为出色的皇帝，不能酬赏尔之待朕；尔不为超群之大臣，不能答应朕之知遇。……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。
此时的年羹尧，志得意满，完全处于一种被奉承被恩宠的自我陶醉中，进而做出了许多超越本分的事情，最终招致雍正的警觉和忌恨，以致家破人亡。
年羹尧的失宠和继而被整是以雍正二年（1724年）十月第二次进京陛见为导火线的。在赴京途中，他令都统范时捷、直隶总督李维钧等跪道迎送。到京时，黄缰紫骝，郊迎的王公以下官员跪接，年羹尧安然坐在马上行过，看都不看一眼。王公大臣下马向他问候，他也只是点点头而已。更有甚者，他在雍正面前，态度竟也十分骄横，“无人臣礼”。年进京不久，雍正奖赏军功，京中传言这是接受了年羹尧的请求。又说整治阿灵阿（皇八子胤禩集团的成员）等人，也是听了年的话。这些话大大刺伤了雍正的自尊心。
年羹尧结束陛见回任后，接到了雍正的谕旨，上面有一段论述功臣保全名节的话：“凡人臣图功易，成功难；成功易，守功难；守功易，终功难。……若倚功造过，必致反恩为仇，此从来人情常有者。”在这个朱谕中，雍正改变了过去嘉奖称赞的语调，警告年要慎重自持，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。
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，大致有以下几点：
第一，擅作威福。年羹尧自恃功高，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。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、气势凌人：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，“令北向叩头谢恩”；发给总督、将军的文书，本属平行公文，却擅称“令谕”，把同官视为下属；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，也要行跪拜礼。
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，理应优待，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“前后导引，执鞭坠镫”的奴仆使用。按照清代的制度，凡上谕到达地方，地方大员必须迎诏，行三跪九叩大礼，跪请圣安，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，年羹尧竟“不行宣读晓谕”。
更有甚者，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《陆宣公奏议》，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，尚未写出，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，并要雍正帝认可。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，“御前箕坐，无人臣礼”，雍正心中颇为不快。
第二，结党营私。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，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，吏、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，号称“年选”。他还排斥异己，任用私人，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，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，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。小说《儿女英雄传》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，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，“他那里雄兵十万，甲士千员，猛将如云，谋臣似雨”。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，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，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。
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、权力日益膨胀，遂竞相奔走其门。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，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，“异己者屏斥，趋赴者荐拔”。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“庸劣纨绔”、“断不可令为巡抚”，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。赵之垣因此而丢官，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，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。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，特地将赵带到北京，“再四恳求引见”，力保其人可用。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，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“留心照看”。此外，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，虚冒军功，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、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。
第三，贪敛财富。年羹尧贪赃受贿、侵蚀钱粮，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。而在雍正朝初年，整顿吏治、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。在这种节骨眼上，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
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。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，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，要打击年羹尧。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。
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。一是雍正的亲信，要求他们要与年羹尧划清界限，揭发年的劣迹，以争取保全自身；一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，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了，让他们站稳立场；一是与年关系一般的人，让他们提高警惕，疏远和摆脱年羹尧，不要站错了队。这就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。
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，将其调离西安老巢。
到了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正月，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。年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，雍正说这是年任用私人、乱结朋党的做法，不予准奏。
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，蔡珽因此被罢官，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；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。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，蔡珽被押到北京后，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，反而特地召见他。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，又上奏了年羹尧“贪暴”的种种情形。雍正于是传谕说：“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，若把他绳之以法，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。这样就让年羹尧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。”因此，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，而且升任他作了左都御史，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。
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三月，出现了“日月合璧，五星联珠”的所谓“祥瑞”，群臣称贺，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，励精图治。但表中字迹潦草，又一时疏忽把“朝乾夕惕”误写为“夕惕朝乾”。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，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，这次是故意不把“朝乾夕惕”四个字“归之于朕耳”。并认为这是他“自恃己功，显露不敬之意”，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，“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”。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，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，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。四月，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，调任杭州将军。
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。年羹尧调职后，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，纷纷揭发其罪状。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，尽削年羹尧官职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。十二月，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，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，请求立正典刑。其罪状分别是：大逆罪5条，欺罔罪9条，僭越罪16条，狂悖罪13条，专擅罪6条，忌刻罪6条，残忍罪4条，贪婪罪18条，侵蚀罪15条。
雍正说，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30多条，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、名噪一时，“年大将军”的威名举国皆知，如果对其加以刑诛，恐怕天下人心不服，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、杀戮功臣的恶名，于是表示开恩，赐其狱中自裁。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，家产抄没入官。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告终。
凡看过电视连续剧《雍正王朝》的朋友，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。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、威镇西陲，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，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，可谓春风得意。但是不久，风云骤变，弹劾奏章连篇累牍，各种打击接踵而至，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，列大罪92条，赐自尽。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，实在令人扼腕叹息。那么，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？
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，史学界向来有争论。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，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，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。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：
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。乾隆时学者萧奭在《永宪录》中提到：年羹尧与静一道人、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。有的学者也持此说，认为“羹尧妄想做皇帝，最难令人君忍受，所以难逃一死”。而《清代轶闻》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，“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，年默然久之，夜观天象，浩然长叹曰：不谐矣。始改就臣节”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，只因“事不谐”，方作罢“就臣节”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。
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，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，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，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。
年羹尧的所做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。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，又妄自尊大、违法乱纪、不守臣道，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。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，又喜欢表现自己，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，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，也是雍正最痛恨的。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，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，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，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，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。所以，他是反叛不了的。雍正曾说：“朕之不防年羹尧，非不为也，实有所不必也。”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，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，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，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。
从年羹尧来看，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，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。
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，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，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，观望不前。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，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：“看此光景，你并不知感悔。上苍在上，朕若负你，天诛地灭；你若负朕，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仙桃籍现在职高官员名单！……你这光景，是顾你臣节、不管朕之君道行事，总是讥讽文章、口是心非口气，加朕以听谗言、怪功臣之名。朕亦只得顾朕君道，而管不得你臣节也。只得天下后世，朕先占一个是字了。”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：他决心已定，必将最终除掉年羹尧。
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，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，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。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，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、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，所以他应该“虽死亦当感涕”，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。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？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：“尔自尽后，稍有含冤之意，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，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。”在永诀之时，雍正还用佛家说教，让年心悦诚服，死而不敢怨皇帝。
还有一种观点认为，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，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。不只是稗官野史，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。据说，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继位，雍正帝矫诏夺位，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。他受雍正帝指使，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允，使其无法兴兵争位。雍正帝登基之初，对年羹尧大加恩赏，实际上是欲擒故纵，待时机成熟，即罗织罪名，卸磨杀驴，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。有人不同意此说，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，年羹尧远在西北，并未参与矫诏夺位，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。但客观上讲，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。
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，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，阎崇年的《正说清朝十二帝》也有系统归纳，此不赘言。各家说法，见仁见智，莫衷一是。雍正即位一事，确实疑点很多。而他即位后，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，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、杀人灭口。当然，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，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，所以，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：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”
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，从年羹尧自身而言，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。他自恃功高，妄自尊大，擅作威福，丝毫不知谦逊自保，不守为臣之道，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，已为舆论所不容；而且他植党营私，贪赃受贿，“公行不法，全无忌惮”，为国法所不容，也为雍正所忌恨。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，势必难得善终。所以《清史稿》上说，隆、年二人凭借权势，无复顾忌，罔作威福，即于覆灭，古圣所诫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年羹尧死的时候，雍正还派人给年羹尧留下一句话：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现在组织机构领导与会员情况谁知道？
湖北省美协主席：唐小禾，副 主 席：刘仲杰、孙恩道、冷 军、吴汉东（常务）、李宗海、陈立言丶徐勇民、蒋昌忠、魏 谦，秘 书 长：徐 健，副秘书长：刘春冰。省会员中现有全国美协会员（2019年7月止）：莫文明(武汉) 张汉恩(武汉市) 李声高(黄石市)陈世清(武汉市) 郭耀宇(麻城市) 蒋碧昆(武昌) 敬丙离(武昌) 高永健(武汉市) 邹云仙(武汉市) 成 解(武汉市)蓝 蔚(武汉市) 高元平(武昌) 江银梅(武汉市) 王忆贫(黄石市) 王俊国(武汉市) 李耕村(武汉市) 曹明善(武汉市)曹雕（从外省迁至） 曹庭锦(阳新县) 曹树汉(阳新县) 史进修(武汉市) 王树仁(武汉市) 李 超(十堰) 张 志(武汉市) 张志伟(武汉市) 张有生(襄阳市) 李宏安(武汉市) 翁月卿(武汉市) 黄日午(罗田县) 刘忠亮(武汉市) 石少生(孝感市) 孔可立(武汉市) 黄杏初(武汉市) 傅庞如(武汉市) 沈邦武(武汉市) 张玉瑞(武汉市) 聂秀德(广水市) 张耀民(广水市) 孙亚平(武汉市) 胡家恺(鄂州市) 杨文峰(鄂州市) 张 海(浠水县) 朱志经(湖北师院) 朱传林(武汉市) 廖彬(孝感市) 萧忠玉(荆州市) 熊应秋(广水市) 杜明亮(十堰市) 郭守民(黄石市) 宋瑞星(武汉市) 李振玉(武汉市) 赵政斌(武汉市) 刘 钊(武汉市) 刘红权（武汉）卢 建(恩施市) 褚远安(应城市) 李建川(鹤峰县) 李灏(武汉市) 周德聪(宜昌市) 曾游(武汉市) 周绍华(荆门市) 雷传椿(宜昌县) 柯先乐(咸宁) 赵梗(武汉市) 严昌荣(武汉市) 程云鹤(黄冈市) 叶钟华(黄冈市) 肖家麟(宜昌市) 周传忠(武昌) 马在振(沙洋) 刘成周(利川市) 欧阳勋(大门市) 周广军(长沙市) 黄清(武汉市) 张立(鄂州市) 任德昭(武汉市) 卞学科(武汉) 陈少仁(武汉市) 赵犁荒(武汉市) 江先孝(武汉市) 杨炳煌(武汉) 简汉荣(五峰县) 潘炳坤(五峰县) 周永禄(监利县) 李占枝(钟祥市) 谭德国(巴东县) 敖自正(武汉市) 夏奇星(黄石市) 刘积群(黄冈市) 刘卫东(武汉市) 张振东(武汉市) 侯斌(武汉市) 王泰熙(咸宁) 张东成(嘉鱼县) 岳军(蕲春县) 李钟山(武汉市) 舒自能(黄冈市) 熊子华(武汉市) 祝大斌(汉川县) 王尔仁(郧县) 范振华(团凤县) 巩国安(汉市) 郑瑰玺(当阳市) 王明泽(襄樊市) 沈全城(荆州市) 殷晓花(鄂州市) 姜耀南(当阳市) 赵晓安(鄂州) 周德聪(宣昌市) 黄少安(鄂州市) 史进修(武汉市) 何慧敏(仙桃市) 程永勇(鄂州市) 刘 凯(武汉市) 张树棠(监利县) 姚伯齐(监利县) 樊枫(武汉市) 彭太武(武汉市)。
编辑说明：该名单是有湖北省文联提供，该名单中有许多漏掉人员，在此请敬请凉解！
清朝官兵当中都有什么军衔？谁可以系统的说一说
清朝末年新建陆军的军衔制度
新建陆军建立军衔制度开始于1904年12月清政府批准练兵处和兵部的“另定新军官制”方案，到1911年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军衔体系。
军衔制度同过去清军的等级制度相比，在等级设置上的变化是，改变了过去武职阶品一列到底的叙位方式，而采取了区等分级的形式，即军官“区为三等，析为九级”，军士和兵各分三级，加额外军官，共汁六等十六级。
各级的名称如下；
军官：上等第一级，大将军、将军、正都统
上等第二级，副都统
上等第三级，协都统
中等第—级，正参领
中等第二级，副参领
中等第三级，协参领
次等第—级，正军校
次等第二级，副军校
次等第三级，协军校
额外军官：
军士：上士、中士、下士
兵： 正兵、—等兵、二等兵
清政府首次采用的军衔称号是沿用了八旗的官名，稍加整理而成的。
都统，是八旗组织中每旗的最高军事长官，满名为“固山额真”，顺治十七年(1660年)，借用古代官称定汉名为都统。 ‘
参领，满名称“甲喇额真”，明万历四十三年(1515年)，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，于固山额真之下设置的—级官职。八旗还有“协领”的官称，为驻防骑兵将领的名称。
军校，八旗步军营有“步军校”，圆明园内三旗有“护军校”，从八品武职中有“副军校”等。
上士、中士、下士衔称，系采用夏商周三代之官号。
清末军衔的再一个特点是，在军官之外另设有军佐官衔。练兵处和兵部在呈报《陆军军官军佐任职等级暨补官体制摘要章程》的奏折中说：“军官之外，经理饷械，医务法律等官员，是曰军佐；所司事务重要且繁，必各有专门之学，始能胜任；与军官事同一体，其品秩官阶亦应相似，惟于官名之首，冠以同字，以尔区别。”
清朝规定，军佐按专专业分为十一类；军佐衔最多的设三等八级，最少的仅设一等二级。光绪二十一年首次规定，军佐衔称与同级军官相同，只是在军官衔称前冠一个同字，如“同副都统”、“同正军校”等。宣统元年，因“官名之上冠以同字，亦嫌界限不清”，故改为在衔称前加专业名称，如“军需副都统”、“马医正参领”等。
军佐官衔设置范围及其等级如下：
军需、军医、制械官，设副都统以下三等八级；
马医、测绘、军法官，设正参领以下二等六级；
书记宫，设副参领以下二等五级；
稽查、军乐队官，设正军校以下一等三级；
司书生、司号官，设副军校以下一等二级。
中国古代自出现禄秩阶品以来，什么职配什么衔(阶品)，都有一定的规矩。唐宋时期，职务和阶品之间允许有一定的幅度，并规定了反映这种幅度的术语。衔高职低者称“行”某浆职，衔低职高者称“守”某某职。宋代还规定，如果衔低于职务两级以上，则称“试”某某职，职衔相当者则直接称呼职务。
外国军队在职务与军衔的关系亡也有一定规定，欧美国家称职务军衔，前苏联称编制军衔。清末实行军衔制后，沿用和继承了外军与我国古代的传统，对职务和军衔的关系作了明确规定。
《清史稿•职官志》记载：
正都统，职任总统官(相当后来的军长)
副都统，职任统制官(镇指挥官)；
协都统，职仟统领官(协指挥官)；
正参领，职任统带官(标指挥官)；
副参领，职任一等参谋官；
协参领，职任管带官(营指挥官)，
正军校，职任督队官(相当连长)
副军校，职任排长：
协军校，职任司务长。
清政府开始对职与衔的搭配规定，要求十分严格，叫做“以官配职，俾参差”。但是经过几年的实践，证明难以实现职衔完全一致，遂于宣统二年修改为，一般情况下要“以相当之官，任相当之职”，“但遇军职需材一时无适当人选，克副厥职，则或大于军职一级，或小于军职一级之官佐，亦可酌量派充。惟无论大小，其相差之率，概以一级为限，不得更有逾越。”
大将军和将军衔，与正都统均属上等第一级，是对积有勋劳之正都统的一种赏赐，属于荣誉性质的头衔，在同军职的对应关系上，与正都统没有明显区别。
清军官制改革以前，统治阶级重文轻武。甲午吃了败仗，更激起一些武臣的不满，纷纷指责以往“议定官制，编纂志书，多出于文臣之手，其意在乎重文轻武。殊不知国家设立武职，原欲其折冲捍御，其责不轻于文臣”。故改革官制的宗旨之一，应是“矫人情积轻之习，使文武渐归同科”。宣统元年10月，军咨处向朝廷奏定了《陆军军官军佐官职品目比照文官补官等差表》，实际上是文武官员的等级对照表，规定了武官的品级与文官的对应关系。
下面是这个规定：
大将军、将军，格同大学土，正一品；
正都统，格同总督兼都察院右都御史，从一品；
副都统，格同总督、巡抚兼陆军部恃郎，正二品；
协都统，格同巡抚、布政使，从二品；
正参领，格同按察使，正三品；
副参领，格同盐运使，从三品；
协参领，格同道员，正四品，
正军校，格同直隶知州，正五品；
副军校．格同通判，正六品；
协军校，格同知县，正七品，
额外军官，格同县丞，正八品；
上士，格同训导，从八品；
中士，桔同县主薄，正九名；
下士，格同巡检，从九品。
这个“品目比照表”，如果用现在的职衔衡量，即是准尉与副县长等同，少尉与县长等同，中尉与副州长等同，上尉与州长等同。这样大的悬殊不是哪个部门随意规定的，而是经过朝廷批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典。不过，它是在纠正重文轻武积习情况下的产物，物极必反，矫枉过正。
清代原来的武职阶品，只有文武之别，尊卑之分；虽然当时已有步马等简单的专业兵种分工，却没有专业勤务之说。实行军衔制后，对各种正参领以下军官和所有的军佐、军士，均在衔称之前冠以专业勤务名称，如“步队正参领”、“军需协都统”、“工程队下士”等，并用肩章、领章、袖章的不同底色加以区分，以明确每个军人的专业职守。
宣统元年规定的军官、军佐和军士的兵种和专业勤务种类如下：
副都统、协都统，包括军需、军医和制械等二种专业勤务；
正参领、副参领、协参领、正军校、副军校，包括警察队、步队、马队、炮队、工程队、轴重队、军需、军医、司药、马医、制械、测绘等十二种兵种和专业勤务；
协军校，除同上述十二种外，另有军乐协军校，共十三种兵种和专业勤务；
额外军官，包括警、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、测绘、军乐队司务长、技士长等兵种和专业勤务十种；
军士，包括警、步、马、炮、工、辎等一般军士和蹄铁、鞍技、枪支、木技、锻冶、会计、缝技、靴技、调护、测绘、军乐等兵种和专业勒务，上士、中士有十九种，下士有二十九种。
军兵种和专业勤务名称及标汇的出现，标志着部队专业化程度的提高，为人才的定向培养和发展，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军衔制度除了在纵的方面区分军人的等级以外，在横的方面还要区分军人的专业勤务，这是旧的阶品制度所没有的特点。专业勤务既然列为军衔制度的内容，它理所当然地就要受到法律的保护。如同军衔等级不能随意升降一样，专业勤务之间也不能任意变换，这一点清政府也是有明确规定的。他们规定，专业之间除下列两种情况可以“酌量转改”以外，一般是不准转改的。一是陆军其他兵种之军校官(尉官)，具有警察学识者，二是司药官具有军医学识者，可“对品”转改。这个要求是比较严格的，连步兵和骑兵之间、骑兵和辎重兵之间都不许互改。
清军官制改革以前，官员升迁无一定规制，一般是靠上司“豫保”，“咨部注册”，然后“凭签掣缺”。结果是有的“豫保之初，年力本强，数年后渐已衰老，骑射生疏，营伍废弛”，到老也得不到升迁。这些人大概是“后台”不硬，而“后台”硬的则提升很快，“以兵丁积功保至提、镇记名者，殆数难计”。实行军衔制后，废除了“豫保”、“保举”等制度，改为按资历劳绩晋升。宣统二年颁布的《陆军补官试行章程》中，“升补”一章专门规定，军官军佐“除特旨录用、钦遵办理外，均须循级而升，不得超越升补”，并规定了晋升年限：
副都统升正都统，不规定年限，“恭候特简”，即由皇帝特旨迭升。协都统以下至协军校各级军官军佐，升补期限一律为二年。
章程还规定，战时升补，年限减半。在国际战争中著有功勋的官员，准许破格升迁，不受年限的限制。还规定，军官军佐休职、停职期间，不计算升补年资。
章程规定，升补办法分“序升”和“拔升”两种。序升系“挨次升补”，就是将衔龄巳满期限的官员名单，按顺序排队，上阶出缺后依次升补。拔升系从衔龄满期的名单中择优升补。正军校以上官佐升补，一律为拔升；由副军校升正军校，序升、拔升各半，即一半论资排辈，一半择优选升；由协军校升副军校，序升三分之二，拔升三分之一。
清朝的军衔称“升补”，而不叫“晋升”，是有其实际含义的。所谓升补者，升官补缺也。就是按编制定额，只有上一级出现缺额，下一级才能晋升，缺几个补几个，而不是凡衔龄满期者都可以晋升。这个规定对控制官员定额，防止机构臃肿，消除冗官之弊端，是一个有效的措施。我国古代对官额的限制是很严格的，“官员”一词就是由“官有员数”而来。《唐律》中把“官有员数”列为“职制”之首，规定“署置过限一人”，打一百大板，过限四人判刑一年，过限七人，判刑一年半，过限十人判刑二年。
中国古代官员“七十致仕”之规，历代相因。直到光绪三十年的《陆军营制饷章》问世，才对沿袭两干多年不问官职高低而一律七十岁退休的成规，提出挑战。《陆军营制饷章》中“退休制略”一节明确提出“军营最贵朝气，最忌暮气”，因此，兵丁要“更番训练”，军官要按时退休。退休年龄要根据职务确定。因为“官秩愈小，则职务愈劳。至于都守千把(即都司、守备、千总、把总)，上承命令，下赖指挥，按日督操，更非精力稍衰者所能胜任”。于是，开始对各级军官规定了五个不同等级的退休年龄：提镇不限龄，副将六十五岁，参将、游击六十岁，都司、守备五十五岁，千总、把总五十岁，到龄“皆令退休矣”。宣统二年，对官佐的最高服役限龄作了修订，并写入《陆军任职试行章程》。规定常备军官军佐的服役年龄为：
正都统，六十五岁；
副都统，六十二岁，
协都统，五十八岁；
正参领，五十五岁；
副参领，五十二岁；
办参领，五十岁；
正军校，四十八岁；
副军校、协军校，四十五岁。
章程还规定，凡正都统荣获大将军、将军称号者，以及奉皇帝特旨留用者，不受上述年龄的限制。其余官佐满规定年龄后，一律退为后备役。服后备役的年限一律为六年。服满后备役后退休。但是凡获得军衔的军官军佐，“终身保有官阶，享受份内之待遇”。这个规定表明官职不是终身制，一旦到了规定年龄，就得交出职位，但官衔却可终身保有。这是实行军衔制度国家的一般通例
